首先，政治家和法学家在精英话语系统内部的均衡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在我国现行法中，法律关于标准的规定，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法律规定了标准。[9]GB 3838-2002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8978—2004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3095-1996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2008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13271-2001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9663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GB 16153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饭馆(餐厅)卫生标准》，GB 5749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9667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游泳场所卫生标准》。

与以往对标准与法律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不同，本文拟从梳理标准法律属性论者的观点入手，进而分析标准法律属性论的理论缺陷及其主客观原因，从理论上厘清标准与法律的关系，最后阐明区分标准与法律的现实意义。在标准化理论界，有学者明确指出，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性不是标准固有的，而是国家法律法规赋予 的{17}。在作用上，环境标准可以为环境法所援引，产生法律上的强制实施效果，因而将环境标准纳入环境法的体系是合理的{12}。关于软法机制的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范围。如果我们只看到标准与法律的联系，甚至将标准视同法律，而忽略了标准与法律的区别，那么也就无从揭示标准与法律联系的规律，因而也无法对标准与法律的关系给出合理的解释，更不可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处理标准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方案。

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品质日益复杂，大概除了艺术品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如不依赖于产品质量标准，这种自由约定几乎不可能。标准被软法论者归类为软法。(四)援引矫正性系属，也无法发挥矫正的功效。

据此，如果按照实质标准对第21条的阶梯系属进行补全的话，似可将所有这些系属编排起来承接上游系属，形成体系化的、同时也是冗长的阶梯系属。毕竟，原则作为最一般和抽象的规范，应当是在法无规定，或虽有规定但存在冲突和歧义，以及在适用中存在两种或以上的解释时，才适足以积极而为。或者，援引一般的原则性系属进行更密切联系矫正。适用婚姻缔结地法的做法，就是如此解题。

此时，该合同应如何适用法律？ 依我国法律适用规则，本情形所涉法律问题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根据《法律适用法》第41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首先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导致的法律适用困境，可倒逼出冲突法立法的系属整体在宏观上的体系性瑕疵。

[16]我国司法解释在此处只是将更密切联系作为一种具体的矫正措施来处理，事实上，有学者将更密切联系的适用较为周全地概括为五种情形：一是作为涉外合同或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推定或例外(Presumption and escape)。但此种矫正的功效有限：一方面，它仅针对规避性质的候鸟结婚有效，且被限定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14]。如此，在我国系属的体系化考量中。[12]条款原文终端系属的表述是：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可以从具体和抽象两个角度进行结合考虑。我国现行立法基本如此，略有改变之处即是引入了特征性履行方法[18]。二是，阶梯系属在法律适用的设定上应当是收敛性的，即通过降序排列，最后必须有且只有一种法律选择的确定状态，否则，就会出现开放性选择、无法确定法律适用的困境。在此特殊情形下，将出现选法僵局，案件将无法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或者不得不替补适用法院地法，以弥补单一系属指向的法律不能适用的状况，从而认为完全丧失了最好法律的适用[7]。通过这个原则化的系属，诸如第21条及其类似条款的残缺系属就能够得到全面解决，且无需对兜底条款适用前提作任何扩张性解释。

最终，革命结晶出的方法态的重力中心说转化为原则和规则化的最密切联系，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系属的现代化改造。之所以作此种安排，一方面是因为共同住所地法在实践中也是合理性仅次于共同经常居所地法的属人法。

二是将最密切联系设定为合理的兜底系属，解决挂一漏万的情形。形式化的属人法是指国籍国法，实质上的属人法则是指住所地法，以及在对住所地法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惯常居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从国籍国法到住所地法，再到惯常居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推动此种属人法不断精细化的根本动力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在现实中的生活中心[11]。以上法条均援引自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263页，310页，342-343页。3.原则上应排除法院地法。[4]《法律适用法》第23条：夫妻人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立法应当具有前瞻性和能动性，它应当预见尚未、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预留解决之道，而非被动地对现实问题亦步亦趋。第二层次，应设定矫正性的例外系属，依主流之做法，可将更密切联系例外作出规定。

[8]我国法院曾经在审理一起海商案件时，涉及对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固体散装货物安全操作规则》是否属于国际惯例的定性。简言之，婚姻缔结地法是立法上呼之欲出而未出的、言未尽意之处。

有的将其理解为纯粹的平行关系，即法律选择或此或彼。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

就此而言，一个完善的体系化系属是必要的。二、解析：残缺系属的体系补救 冲突法立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化约为系属的进化历程。参见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马来西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上诉案，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大全(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0-1243页。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方式之一即是对残缺系属在具体构造上进行个体性的体系化补全，使残缺系属转变成为完整系属，这是在特定阶梯系属内部的体系化改造。虽然通过特定的方式最终能够解决案例，但很可能远离了有法可依的解题要求。

消极的态度严守一般原则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尺度，即在法律规则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尊重并适用之，而不在既有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援引一般原则置换之。See Symeon. C. Symeonides, Codifying Choice of Law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p.286. [14]如关于我国的法律规避禁止制度，就仅限定在双方单边规避我国法律，且规避我国法律中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范围之内。

根据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何舜珠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曾立言系中国公民，住所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双方在内地结婚。如此从最好的法律到无法之法之间的直接过渡。

如此来看，在所附条件也仍然不能满足的情形下，婚姻缔结地法将是最可能的终端系属。在原则性系属的择用上，客观而言并没有任何一个系属具有真正原则化的绝对资质，即便是最密切联系也只具有相对的原则属性。上述情形恰恰就是通过否定最密切联系而将法律适用推入无可突围的死点。两者都以没有规定作为适用前提，在对该前提作严格解释的情形下，鉴于涉外结婚条件属于有所规定，从而两方案均无适用的空间，此时无解。

不过，在我国海上保险司法案例中，我国法院曾经根据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即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所在地法律来确定法律适用，这就为冲突法性质的国际惯例的存在提供了实证支持。但就法院地法的适用并非所选而言，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法院地法只有在如下情况下适用于涉外结婚条件才是合理的，即将其作为无法可依时的最终兜底规则。2.实质上应承传，这是就法律适用的合理性而言。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由此观之，在绝对的原则性系属不得的情形下，退而求其次地附条件确认最密切联系的原则性系属地位，则是虽非逻辑中、但却是实践中最佳的系属体系化方案。